“农业芯片”攻关提速 卡脖子难题有望解锁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和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这被业内解读为“顶层设计再为中国种业发展播下新‘种子’”。

“中国种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化。”这是多位产学研人士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的共同感受。变化表征之一，是在新的国际政经格局下，种业问题开始被各界重新认知，并成为中国农业打破既有发展模式的突破口，进而带来农业生产链条中“重生产、轻育种”格局的重构。在此过程中，持续数千年种业和农业自我循环也被打破，资本力量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其中，种业公司的资本运作提速明显。

长期以来，育繁推脱节、种企科研投入低和集中度差被视为我国种业发展三大短板；种业知识产权有效保护不足、科研管理体制不顺、管理部门职能职责不清晰则被视为制约种业发展的三大困境。

种业大变局之下，短板和困境都在加速破题。在新的产业生态下，转基因商业化、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以何种节奏推进？如何有效解决结构性“卡脖子”难题？中国种企“小而散”难题何以化解……这些依然被视为在打赢“农业芯片”翻身仗过程中，摆在中国种业参与者面前的重要挑战。

种业之变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各界对于农业喊得多做得少，认为农业是农业部门的事情，主要是由农业农村部、农科院、农业企业等农口主体来做。近年来，社会各方都在关注、重视并且参与其中。”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规划科学研究所所长张天柱对记者表示。

在农业参与主体的多元化过程中，各大产业巨头成为典型代表。无论是地产界翘楚万科、碧桂园，还是互联网龙头阿里、百度、美团，抑或是中信集团、中国石化、中国万向等其他产业巨擘，都跨界农业做起“农夫”。

农业变局，种业首当其冲。这一方面是基于种子在农业中的地位类似于半导体产业里的芯片，只有掌握了种子上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利益分配和产业链定价方面进行把控。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中国种业解决结构性“卡脖子”难题的紧迫性。

中粮集团王灿(化名)介绍，种业“卡脖子”表现之一，是本土种质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利用。“我国各类种子库收集的种质资源仍有欠缺，一些地方特色鲜明的物种面临灭绝风险。长期来看，一些种质资源库在保存、保育、复壮等工作也是时断时续。”

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公开数据显示，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地方品种的数目从1956年的超1.1万个下降到2014年的3000多个。张天柱介绍，种质资源的保护工作相关部门一直在进行，但是也面临着资金不足、力度较弱等问题。“此前，一些种子流到国外育种公司，缘于国外企业的全球收集能力，而国内的保护意识较弱，知识产权重视不足。不过，现在种子资源的保护正上升到国家层面。不仅要保护商品率高的品种，而且要保护传统好的基因，这也是藏粮于技的具体行动。”

大北农是A股资产规模和市值最大的种业公司。公司种业负责人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我国是种质资源大国，居世界第二，但不是资源强国，种质资源开发利用较为滞后，优质性状的新型品种输出速度较慢。“我国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面临着种质资源保护与鉴定设施不完善、特有种质资源消失风险加剧、优异资源和基因资源发掘较为滞后、种质资源有效交流与共享不够，难以满足品种选育对优异新种质和新基因的需求，难以应对激烈的种业国际竞争，以及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对种业的新要求。”

“长期以来，重生产、轻育种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与种业产业属性有关。”王灿分析，“从利益链条分割来看，育种产业投入大、回收周期长、风险较高、收益不明确。因此，无论是种植户还是农业企业，更倾向于参与短平快的生产环节，长此以往，产业高度集中于生产链条，种业却有所忽略。”

2020年的新冠疫情加速了各界对种业产业重要性的认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主任赵久然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种业安全与粮食安全密不可分，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才能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种子是农业芯片，小小的一粒种子包含着许多技术，种业在国家层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疫情下国家对粮食安全的认识上升到空前的高度，耕地和种业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保证。”

资本运作提速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和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加强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加快建设南繁硅谷，加强制种基地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研究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政策，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在王灿看来，种业可以被视为农业现代化和粮食安全问题的焦点之一。“种业问题本质上是中国的农业发展模式和重要性，在世界经济冲击下有了新的认知。但农业发展又不可能遍地开花去做，种业是一个重要突破口。解决了种业问题，我国农业的机械化、智能化、数字化才能生根发芽，得到更好的发展。”

种业变局之下，各参与方摩拳擦掌加速化解产业掣肘。A股种业公司资本运作明显提速。

荃银高科今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将变身正宗的“央企系”公司。去年12月31日，荃银高科股东贾桂兰筹划将所持全部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公司第一大股东现代农业行使，由此公司控股股东和实控人变更为现代农业和国务院国资委。在机构看来，这成为荃银高科发展有望更上一层楼的起点。“中化现代农业的控股股东先正达，具有世界一流的种业生物技术及育种技术，这有望助力荃银在转基因领域实现弯道超车，跃进式发展。”

借道融资加码主业也成为种业公司的一大动作，隆平高科去年启动定增，以完善公司高质量种子加工基地布局，提升产品竞争力。今年2月，其控股子公司隆平生物也进行增资扩股，并引入战略投资者新洋丰等。

种业资产证券化也在快速推进。2020年10月，亚盛集团启动筹划收购农垦良种及黄羊河种业100%股权，通过资源整合快速发展公司制种产业，以延伸公司产业链条。

种业公司运作提速，被业内视为产业资本和企业主体合力加速解决我国种业“卡脖子”问题的重要路径。其背后逻辑，则直指我国种业长期以来的小而散短板。这与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2月22日表示“种业企业要强起来，要遴选一批优势企业予以重点扶持”的逻辑一脉相承。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持有效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数量为6393家，整体数量呈下降趋势。业内认为，我国种业集中度依然有待继续提升。

“从全球经验来看，孟山都、杜邦先锋等国际巨头，都是在不断的并购中扩大并发展起来。中国种企规模小、数量多、竞争力弱，这导致了企业研发投入受限、具备育繁推一体化能力的企业数量有限。”王灿表示。

王灿所说的“育繁推脱节”，是指我国种子产业长期以来科研、生产、推广和销售相互分离，这导致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慢，难以形成良性循环和闭环。发达国家跨国种业巨头早在50年前就已实现种子研发、生产和销售一体化。

“企业研发投入受限”短板也较为突出。媒体曾爆出“国外种子按粒卖而国内种子按斤卖”“国外菜种一克种子一克金”等现象。近年来，中国部分种企的年度研发经费出现增长势头。虽然隆平高科、登海种业等研发投入占主营比例接近或超过10%，但大部分种企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在3%以下，低于国际公认的正常线5%。

隆平高科高级副总裁尹贤文也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种企小而散问题有待进一步破局。“中国种业的健康长远发展，有赖于合理充分的市场竞争、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各方面的推动，未来，航母型领军企业、特色优势企业、专业化平台企业等三类企业最有可能得到良好发展。”

“种业龙头企业，为了迎战翻身，必将促进种业全产业链信息有效整合和利用，丰富金融支持种业的措施和路径。另一方面，加快推进种业产业链 ‘保育测繁推用’一体化，农业供应链服务于种业产业链，二者最终共同实现数据价值链。”大北农方面对记者表示。

转基因之辩

转基因商业化的落地，被市场认为是今年中国种业最大变量之一。2月18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通知，支持从事新基因、新性状、新技术、新产品等创新性强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研发活动，强化产品迭代，支持高水平育种。资本市场种业公司迎风而起。

实际上，今年1月，农业农村部就发布了2020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去年我国还进行了转基因安全性状的公示与证书发放、加大对非法转基因的打击力度等系列动作。基于此，多家券商发布研报认为，2021年转基因商业化许可有望落地，种业或迎大变革。

不过从记者的采访结果来看，市场对于这一变局的判断趋于分化。部分企业趋于乐观。大北农在转基因板块投入时间长、资金多。前述负责人介绍，如果转基因产业化种植获批，有望带动国内玉米品种快速换代以及玉米种子价格提升，具有转基因品种储备的种业公司的市占率有望迎来快速提升。“转基因技术壁垒和护城河高，研发领先、品种储备丰富的种业头部企业有望快速实现市占率提升，获得自主知识产权收益，在共享玉米种子行业扩容的同时，迎来市场集中度和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乐观派的理由之一在于国际经验。王灿分析说，转基因的大规模推进确实给种业产值带来大幅增值。以美国为例，转基因玉米和大豆自商业化推广以来，美国转基因玉米播种面积占比从1996年的 7.4%增长到2014年的 93%。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持保留态度。张天柱认为，政府层面的系列动作，只是意味着对科研的加大支持，但商业化推广依然会非常慎重，特别是涉及主粮，会严格要求。“我国在主粮上是严格禁止转基因的，即便被誉为我国育种天堂的南繁基地对于转基因也是严格限制的。不过，我国在转基因的研发力度加大，科技研发上不能落后。”

“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这是中央一号文件中再度强调的节奏。王灿指出，比判断转基因商业化落地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破解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科研投入重复较多、效率不高等问题。

张天柱介绍，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的定位是吃饱饭，从近年趋势来看，已经越来越把农业当作一个产业来看待，经济规律作用凸显，如何提高生产效率成为核心话题。在此过程中，农业和种业的科技属性大幅增强，与之呼应的系列配套制度短板也亟待补齐。

短板之一是中央一号文件中所提出的知识产权保护。“长期以来，中小种企普遍采用的是联合开发，甚至直接购买种子经营权的方式获得销售良种的资格。过度依赖国外引进会从源头抬高农业链条成本。”张天柱说，近年来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深化，企业越来越重视科研投入。“一方面使用别人的必须要付费了，另一方面也需要培育自己的知识产权，以实现更好发展。” 王灿说。

另一大短板则是人才。“相当一段时期，中国农业产业链公司通常是靠天吃饭、人海战术。随着科技基因的注入，随着农业全产业链转型的推进，种业开始与芯片产业一样，亟待优秀人才来引领破局。”张天柱表示。

与此伴生的不少问题仍然待解，社会保障就是典型代表。“虽然提倡科技人才向种企流动，但育种科研人才缺乏积极性。”王灿分析，“科研事业单位工作稳定，在养老、医疗和获取其他公共产品等方面更具有利条件；加之种业科技人才在科研单位一样可以从事研发和市场开发，导致育种科研人才向种企流动的驱动力不够。”

在张天柱看来，相关掣肘趋于化解。“与以前限制不同，国家现在越来越鼓励科研人员创业。国家有一段时间提高种业企业注册资金门槛，大中型种业企业才有能力建立实验室。面对中国种业发展的突然加速，很多都要进行调整优化。”

“整体而言，虽然种业和农业科技属性日趋增强，但远比不上互联网、芯片等产业业态。后者已经历多轮涤荡式发展，种业产业在资金投入、激励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既需要全社会关注和扶持，也需要产业自身和机制的创新。”张天柱指出。（王小伟 曹晨 邢云）

转自：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