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余淼杰：新时期经济特区应该“特”在哪？

(记者 李晓喻)26日，中国经济特区迎来“不惑之年”。作为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和“试验田”，特区应当如何因应新形势下的新要求？又该“特”在哪里？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近日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为应对内外挑战，经济特区今后应注重打造独特竞争优势，可考虑实施“两步走”发展策略。

内外挑战考验特区

1980年中国设置经济特区的初衷，是划出一块地方实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发挥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作用。40年来，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一直走在开放前沿。引进港澳资本、打破“铁饭碗”等一系列创举均从这里起步推向全国。

但40年过去，今天经济特区发展所处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变化。

余淼杰认为，经济特区眼下面临两大挑战。从外部看，受世界经济衰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影响，经济全球化遭遇“回头浪”，全球多边经济合作日益式微，甚至某种程度上被区域经济合作取代，中国对外经贸合作也将受到一定限制。

在此情况下，从诞生之日起就携带着“开放基因”，也因开放而兴的经济特区如何继续发挥好“领头羊”、“排头兵”作用，与东亚和东盟国家加强合作需要有新策略。

从内部看，1980年至1992年间，中国逐渐形成了点—线—面、逐步推进、立体拓展的开放格局，其中经济特区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但近年来，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各种新形态的经济功能区如雨后春笋，经济特区如何与其求同存异，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实现差异化发展也是一大挑战。

他表示，为应对这些挑战，今后经济特区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发力：继续实施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更大力度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切实改善营商环境，提高治理水平；在融资方面进行更深入探索，做好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

特区发展可考虑“两步走”

在余淼杰看来，经济特区下一步发展可以考虑“两步走”，如2025年左右形成一批早期收获成果，打造更高水平开放平台，提升区域竞争力和创造力；2035年左右和上海自贸区等其他功能区形成统一制度集成，不只在贸易投资，还要在管理、规则制定、法制、税收、风险防控等方面进行更深入拓展。

不少经济特区已经开始行动。

眼下，围绕要素市场化、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领域，深圳正加快推进综合授权改革、行政法规调整、先行先试政策等一批清单落地。此外，深圳还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实验区，深入推进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积极开展国际人才管理综合改革。

海南自贸港也开始“施工”。一系列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已经落地，包括注册在海南自贸港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征收所得税；对在自贸港工作的高端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离岛免税购物额度也从此前的每人每年3万元放宽到10万元。

珠海日前公布《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准备充分发挥横琴先进智能计算中心等创新平台作用，吸引集聚一批科创项目和人才团队。同时，珠海还将探索在贸易等领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打造与国际规则高度衔接的营商环境。

余淼杰认为，新形势下经济特区应充分结合本地区的比较优势，打造不同于出口加工区、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其他功能区的独特竞争优势。

例如，深圳创新指数已达4.1%，不仅远超过全国2.1%的平均水平，也超过OECD国家2.6%的水平，今后应致力于打造国际创新型、智慧型大都市；珠海应主动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东风”，发挥地区优势，在旅游等服务贸易方面发力；厦门应进一步发挥毗邻台湾的区位优势，设计更优惠更有吸引力的引资政策，吸引台胞投资；汕头需更好对接港澳和东盟地区，更大力度吸引外资。

“考虑到历经多年发展，经济特区已有良好产业基础和人才储备，开放理念也深入人心，未来继续引领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推进中国尽快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值得期待。”余淼杰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