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融合、扩散、整合推动长三角一体化

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共26个城市，总面积35.9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2亿，占全国的1/6.2018年经济总量约21万亿元，占到全国的近1/4，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地位。2018年以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一体化发展不断加速：2018年初，三省一市联合组建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正式挂牌成立；7月，《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正式印发；2019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并编制实施发展规划纲要，这是继粤港澳大湾区之后，我国在城市群规划和建设方面的又一战略布局。从一个地区性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越来越重大，如何推进长三角区域更高质量地一体化，更好地提升国际竞争力，就显得更加迫切。日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就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独家专访。郑永年表示，融合、扩散、整合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建设，要抓住的三大主攻方向。先抓融合，通过融合形成一个长三角大市场郑永年表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建设成为有国际重要影响力的世界主要城市群和经济平台，但从目前情况来看，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水平仍有差距，很多细节还需要探索。“必须先抓融合问题，通过融合形成一个长三角大市场，在这个大市场内让市场在经济要素分配过程中使资源起到主导作用，这里面除了行政区域的各种融合，更多是各种经济主体、城市建设、社会事业的全面融合。”郑永年指出。首先，要在顶层设计中明晰一体化发展大格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降低区域间要素流动的障碍，深化区域内分工，为产业集聚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以浙江省的宁波、舟山为例，自古以来，两地就是一体的，彼此的经济活动无法分割，现在只是从行政的角度被分割开来。世界上著名的东京、旧金山、纽约等湾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企业，企业之间建立的是网络。今天讨论全球化，实际上是跨国或者全球企业将世界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是资本、企业家将全球区域化、经济化的，资本没有国界，而行政则有边界。因此需要思考如何减少行政分割，实现一系列融合。其次，以社会服务、民生领域的高质量为前提和基础。长三角区域经济基础好，发展潜力大，但长三角一体化不能仅停留在产业上，而要在更广层面、更深层次全面合作，是“大融合”“大市场”“大平台”。比如，医疗方面，加强医卫、养老专业人才的域内流动，促进优势医卫、养老资源区域内均衡布局；教育方面，以“联盟”或“联合体”为抓手，打造立体教育网络；文旅方面，加强优质文旅设施的域内辐射，分享域内各地区旅游市场增长潜力和发展红利，促进长三角地区旅游连成线、形成片、构成网，互动互促等，这些应该率先探索、率先发展，让老百姓有获得感，也能够增进对一体化的认同感。此外，污染防治、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破户籍限制、促进人力资源在长三角地区流动等方面，也是一体化发展应关注的领域。“不同机制体制、不同地域特色是一体化进程中的障碍和困难，但同样是转化为优势的难得机会，因为我们可以在制度的融合中，调试出更优的选择。”郑永年说。用大城市群套中心城市的模式，实现城市圈有效组合相比其他发展区域，长三角区域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域内现有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等五大都市圈，分别下辖各个大小城市，可谓是大区域套小区域。郑永年认为，长三角地区要建成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经济区域和世界级城市群，必须充分发挥一体化的扩散效应，用大城市群套中心城市的模式，实现大小城市圈有效组合，使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世界城市群各种竞争力优势扩散到区域内的大城市、中心城市、小城市及县城乡镇，“从更加开放的角度来说，甚至可以扩散到整个长江经济带。”“上海是全球金融中心和改革的窗口，拥有巨大的资本优势和政策优势，是这一区域的发展核心，重点是发挥经济中心城市和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作用，为域内各地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提供便利。但上海之于长三角，绝不仅仅是单向的辐射和带动。”郑永年说。第一，一个城市群的发展水平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城市。对上海而言，一方面自身要建设好，另一方面，需要发挥好上海对周边区域的辐射与带动作用，整体提升长三角城市群能级，更好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第二，各个都市圈之间各有“比较优势”，要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协作的一体化区域，并非容易之事，可以先加快相连地区之间的联系，比如，苏州与上海的同城化、滁州和马鞍山与江苏南京的同城化，浙江嘉兴与上海的一体化，以及都市圈内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的联系，然后推动城市圈间的有效组合。第三，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要与长江经济带这个大区域、大经济圈做好衔接与协同。长三角区域位于长江经济带的东部临海位置，在交通、发展基础、资源集聚等方面最具优势。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要利用好长江经济带这个广阔、深远的经济腹地，充分挖掘整个经济带对长三角区域的支撑，也只有如此，才能发挥长三角对整个经济带的带动作用。第四，从城市化角度来看，中国存在大城市城市化过度、小城市建设不足的通病。长三角区域不仅要建成特大城市群，更要实现均衡发展，根治“大城市病”。尽管区域内各个城市比较优势不同，会形成自然的等级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资源都要置于这些主要城市，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资源均等化，提供了现实可能。对标东京湾区、欧盟，打造和建设各种世界经济平台相比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涉及的区域更多，在郑永年看来，长三角城市群以东京湾区城市群和欧盟主要国家和城市的融合发展为对标，较为合适。长三角区域过去主要依靠利用国内低端要素，进行国际代工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而随着自身开发强度已较大且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长三角地区许多城市也迫切需要谋求新动能，需要各方面的创新。“上海在金融、国际化方面具有优势，江苏制造业的基础雄厚，浙江拥有互联网的放大优势，安徽的创业创新群体数量庞大。如果各自为政去突破，有难度；要素结合起来，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把长三角区域建设成为世界级经济大平台，既是区域内部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对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的回应。”郑永年说。“各省市之间要实现各种整合、共同打造和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各种世界经济平台，通过机构改革和政府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共同建设长三角区域最佳的国际营商环境。各省市要全面互联互通，在招商政策、社会事业、城市建设和管理等方面全面统一融合。”郑永年表示。一是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长三角三省一市目前已形成各自特色优势，比如上海的“一网通办”，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江苏的“不见面审批”，等等。但对很多跨省市经营企业来说，如果能在更大范围内推进“放管服”改革，就能使企业办事更方便，也会让长三角成为更有活力的区域。二是在市场准入方面，统筹建立统一、透明的市场准入政策，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帮助市场主体降低制度性成本。在大通关建设方面，加快长三角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努力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三是在推动长三角资源共享上要有新突破。上海在人才、教育、医疗、科技、金融等方面集聚了不少高端资源。一方面，要主动对接三省需求，全面深化合作，推动长三角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整体提升。另一方面，要大力推动共建共享，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生态保护等，强化高层次、多样化的服务供给，推动公共服务便利化，让更优、更好资源惠及更多长三角老百姓。四是建立长三角咨询专家常态化交流机制。立足长三角长远发展，统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战略研究机构，发挥好专家智库的作用，推进前瞻性研究，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转自：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