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的需求对接是稳外资外贸的关键之举

在当前依然处于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中，稳住外资与外贸基本盘，尤需中短期、宏微观的政策组合发挥作用。其中，稳预期是前提，政策投放是应急，红利释放是基础，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是保障，而高水平的需求对接则是确保内外市场联动进而稳住外资与外贸基本盘的关键之举。

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重大外部变量冲击和管理复杂经济系统的政策水平，通过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数据得到了印证。作为超大规模开放经济体，能够在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同比下降6.8%的困难条件下，取得第二季度超过3%的增速，这个成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都殊为不易。另一方面，作为改革开放40余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外部动力之源，外资与外贸能够实现相对稳定同样也是了不起的成绩。从统计数据来看，实际使用外资与外贸进出口在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效之后的6月份分别实现了同比7.1%、5.1%的增速。

当然，在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500万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时间窗口远未来临之际，任何对经济增长和外资外贸工作的盲目乐观都不可取。尽管中国今年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超过原先预期，但是仍有一些外部变量不是中国自身所能控制。因此，中央日前提出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财税与金融支持以稳住市场主体信心，以及进一步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政策措施，显然是直击经济工作中的痛点与堵点，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前瞻性补位安排。

就稳外资的政策逻辑而言，经济决策必须在掌握充分的信息和准确的数据基础上，对全球产业发展趋势与国际资本在全球流动的选择性偏好做出科学理性分析。一般而言，市场是最聪明的体系性存在。对国际市场嗅觉极为灵敏、长期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且高度依赖海外利润的外资尤其是跨国公司来说，除非有持续性的另类替代性收益补偿，否则它们不会主动放弃中国市场进而选择与中国脱钩。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也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利益集团能够承担得起将全球分化为两套技术、贸易、产业乃至金融体系所带来的显性与隐性成本。换句话说，就正常的商业逻辑与交易成本而言，疯子才会选择与中国脱钩乃至全面决裂。

但是1945年以后的全球经济发展与秩序主导权竞争的历史已经证明：做好最坏打算才是真正有打算。

本次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尽管不大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彻底洗牌，我国仍有望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保持在全球价值链核心环节的重要地位。

笔者建议，要继续精准对接外资现实需求，以疫情防控为契机建立非常时期的服务清单制；继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研究构筑中外企业基于战略层面的有效的利益分享机制，力求中外产业链长期不脱钩；以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国际化红利的释放，强化作为超级经济体的“虹吸效应”，确保到2030年之前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价值中枢地位的相对稳定。

就稳外贸的政策逻辑而言，尽管疫情的全球蔓延使得“以邻为壑”和狭隘的国家利己主义抬头，基于各种安全理由的贸易保护主义此起彼伏，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极端冲击将显著增大我国稳外贸的难度。但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进出口市场之一的现实，是不会因为上述不确定性而被外部世界突然“抹去”。在全球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的严峻时刻，出台必要且及时的政策措施是稳外贸的基础性动作，但这只是应急或救急之策。稳外贸的前提是稳预期，而预期的稳定特别需要我国在非常时期展现出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战略决断力与战略定力。我国必须对全球贸易发展及其趋势做出科学理性分析，精准施策，稳住全球第一大出口大国的地位。

首先，要内稳核心产业链和供应链，外保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不脱节，尽可能抓住难得的时间窗口激活出口产能，确保核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及时顺畅；同时，要充分发挥我国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与促进全球互联互通方面形成的资源配置能力，通过非常时期的双边与多边协调与国际企业网络优势，主动承担起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保障责任。其次，要有效扩大内需，适配性扩大进口，稳住国外市场主体对中国市场的乐观预期；再次，主动修复，增信释疑，力求稳住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基轴，尤其要争取年内完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和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整固双边与多边经贸关系。（章玉贵）

转自：上海证券报